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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收割年轻人的绝非“佛系”, 而是“彪悍人生不解释” 赖小民

【导读】 近年来，随着“佛系”一词的流行，很多人感慨年轻人不想奋斗了、社会消沉了。 然而目睹现实，真正支配当下中国人的，恐怕还是多年前的那句名言：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本文作者认为，这句话所内含的崇尚奋斗、进取和财富的权力意志，才是刻在当代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 “彪悍”的生存哲学意味着强悍无畏和敢作敢为，意味着在一个个物质目标的刺激下向上流社会进军，也意味着在对欲望与权力的迷恋及把玩中寻求快感和价值。 一句话，“彪悍的达州人生”，已成为一场无论男女老幼都无法退出的游戏： 成功前，人生根本无暇解释； 成功后，意气风发，不必解释； 若没成功，只能说明“彪悍”不够，更无权解释。大 环境下，遵循的是消费和竞争，崇奉的是对抗性游戏，一个个“硬汉”或“硬女”引领潮流，在一波波时尚与流行的替换中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激素，达到一种虚妄的领导欲的满足，这吸引了大量后继者跟进，甚至物极必反，出现了“假名媛”“凡尔赛文学”的幻境。 然而人生都有尽头，游戏皆有终局。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生能走多远？这场游戏会如何收场？也许今天，我们需要思索并寻找到一种力量，把自己从这种似乎无法退出的过程中自我拯救出来。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杂志，文章仅快速成型机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彪悍人生”的物化面孔

▍“彪悍”的中国逻辑：一场无法退出的游戏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曾经邀请即将进入大学的中外高中生参与活动。其中，中国的高中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观众认为既然真理与智慧是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是具有超越性的稀缺资源而更具有挑战性，局部放大我国精英学子大抵会有选择的迫切与。但他们大多选择了财富和权力。当时很多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还未步入社会的高中生也变得这么“功利”和“实际”。这也算是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道德家”和“批评家”的“无稽之问”了。几年前，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觉得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烙印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这是一种正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顽强地生长着的精神，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扎根的精神，一种崇尚奋六角螺栓斗、进取和财富的权力意志。“彪悍”这个概念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因为它所展露的生存哲学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准则。在这个时代，精英只能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彪悍人群中产生，彪悍意味着强悍、勇敢、无所畏惧和敢作敢为，彪悍意味着拒绝伤感、怜悯、沉思与细节，彪悍意味着在一个个直接的物质主义目标的刺激下向上流社会进军，彪悍意味着在对欲望与权力的迷恋及把玩中寻求快感和价值。

中国中学生的选择不正是反映了那句名言的“生存哲学”在中国的社会基假设夹具按构造划分础吗？中学生也不是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而且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一样地遵循着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丛林法则，我宁愿相信他们并非对真理和智慧真的一点追求也没有，可在中国社会要生存下去，要养家糊口，光有超越性的“真理与智慧”根本就抵挡不了生活的重压。在我们这个大时代，诗歌、知识与信仰似乎都属于“奢侈品”，只能是那些有钱有闲阶层才能消费的“物品”（他们是否愿意真的消费这种“虚无的物品”，不得而知），并且在很多人的思维里，这些都属于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的“意识形态”，也不能给人一种如同钻石那样温暖而坚硬的质地感。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人当然也需要救赎，可救赎的关键并不在于精神性的自我超越，而在于物质成就。有了物质成就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切，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似乎在形象地传播当代中国生活的讯息，彪悍的含义就是勇敢地把自己扔到市场的滔天巨浪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去争夺属于自己的资源和幸福。某媒体做过一个摄影报道，说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来到上海找工作，住在浦东简陋的出租屋，每天日出而觅，日落而归，总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住处。当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冲进”上海，他说只有在上海，人才会有梦想，物质的梦想，精致生活的梦想，他直言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老板，功成名就后坐在金茂大厦的顶层俯视上海滩的浮华与绚烂。这个朴素的学生说出了这个时代流行的梦想形态，在这种梦想的刺激下，人的潜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激发的过程就是彪悍的人生能量释放的进程，人在物质的精彩中终究会找到一种认同和迷醉。

我身边很多的同学都想方设法留在上海，他们也一样地怀抱着理想，觉得在上海再苦难再卑贱也值得，总有发财的那一天，总有混得人模人样的那一天，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而回内陆就意味着被上海淘汰了，就意味着无能和没面子。因此，“彪悍的人生”还是有着它内在的根由的，问题是当人年轻贫困的时候总想当赚够钱了一定闲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赚钱和生活在上海这种城市无疑是没有尽头的，各种名目和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生活方式和流行色被不断地生产出来，被不断地进口过来，人就像无法停止的陀螺一样在上海滩的金色码头晕头转向地旋转，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里不断地把自己抛掷到物质主义的迷沼。没成功之前，因为没有成功而必须成功，所以人生彪悍根本无暇解释，成功了之后意气风发珠围翠绕更不需要解释，若人生没有成功，则只能说明根本就“彪悍”得不够，更无权解释。人生成了物质主义的迷宫中一场无法退出的游戏，除非死神来强行地终止这个癫狂的游戏。

切断了超越的源头后，人生的意义完全成为私人的事情，意义可以随意地被自我所附加，生命成为一场没有终极指向的单向度过程。在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动力的时候，人也许会一时或持久地亢奋，可这亢奋往往也伴随着虚脱与空无。钱永祥先生曾经剖析过这种现代情境里的“个人迷思”：“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在除魅后的近代世界里，意义的问题逐渐浮现，解决的唯一资源又只剩下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纵欲与虚无之间的轮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现了人类每一次建构意义时从张狂得意到失败丧志的循环。”

▍从硬汉到硬女：汹涌的自我欺骗与虚妄的自我满足

每当我听人说到这句名言时，我总是不合时宜地想起一个已故学者史华慈。他是一个共产主义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犹太保守教出身的他对于当代世界的物质主义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反思”。他1999年临去世前留下的遗作《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即是指涉物质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

所谓千禧年主义指的是：按照基督教历法，以1000年为单位，相信在其结束的时候，整个人类处境将有一次末世救赎的转化。史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当今世界疯狂的物质主义：“不管怎么说，针对失控的消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欲望，市场经济这门‘科学’可以提供种种使之快速满足的方法。不断堆集起来的消费品带给我们直接的快感，使我们心满意足；同时，制造出来环绕在它周围的名气和声望，对于那些坐在经济权力位子上的人而言，经济权力使他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激素，给他带来环绕在真实权力的气氛之中的满足感。对那些从事媒体艺术和广告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名气和声望来自发表他们‘私人意见’的权利。这些‘意见’无须凭借世世代代的人类与‘人的经验’搏斗所累积下来的、取之不尽的‘信息’宝库，而单凭一个‘光说不练的脑袋’能够以‘煽动’和‘新颖’的方式说出一己之见即可。至于绝大多数没有什么机会变成名人的一般大众，则从运动明星和‘富有创意的艺术家’的行为上取得自己的认同。”

史华慈的这段话用来描述现在的中国恰如其分，他在遗作里的忧虑正在迅速地转变成中国的现实。史的学生林毓生在对这篇文章的导读中将这种史华慈概括为“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的心理模式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发，他说：“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扩展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致向其忠实信徒许诺：只要‘完全专注于从科技·经济那边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来消除长久以来一切人生苦难的成因’。因此，我们有正当的理由称其为‘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因为这样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超脱了生命中所有的紧张和痛苦，并使其忠实信徒‘升入’一种‘得救’的境地。”林先生当然并不认为这种“物质主义救赎论”真的可以把人从苦难高炉的境地彻底解救出来，他紧接着就严词批评道：“它以为当生活通过科技手段和经济安排已被化约为物质的（包括生物性的）享乐和满足时，这些问题都会消失。然而，这样的假定乃是一种逃避主义。当这种逃避主义变成一股全面性、囊括一切的潮流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人的力量的削弱和人类的堕落。到头来，‘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所想象的‘拯救’，恰恰由于它无法超越它的尘世的种种局限性，而根本不是什么真的拯救。物质主义，作为一项偶像崇拜，只是一种完全没有宗教基本真实性的、自我欺骗的、异化版本的‘宗教’而已。”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自我欺骗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为什么在中国的来势这么凶猛？从都这固然有益于保障产品质量市到乡村覆盖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物质主义”如果真的是一种如林先生所说的“没有宗教基本真实性”的假象，它为什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魅力和魔力？它为什么能够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甘愿为了“财富与权力”把自己投掷到滚滚红尘之中？对于这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急功近利的时代，有着宗教背景并亲历20世纪诸多苦难的史华慈曾经说他的立场是：“后退一步，远眺彼方。”可对于没有超越性的宗教传统的中国人，又生活在一个神圣意识形态崩解的世俗时代，他们除了在物质的迷恋里玩味尘世的悲欢又能如何？他们怎能寻找到一种力量把自己从这种似乎无法退出的过程中自我拯救出来？

正是这样一种“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的驱遣，导致当代中国普遍弥漫着一种“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这种精神用中国式话语表达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史华慈认为标志着当今西方文明危机之特质的是一种他命名为“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意识形态。这种精神指的是一种全方位开发人的潜在能量，用以无止境地控制、主宰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横决天下的动力、自我肯定、积极行动、无限扩张是这种精神最珍视的价值。其强势形式可以将其他价值包括真、善、美性能稳定等特点统统边缘化，视之为达成上述价值的工具。它的恶性发展则不仅导致精神价值源头枯竭，而且造成纯粹的物质享乐主义泛滥，自我喂养的消费主义失控。

浮士德精神一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相结合，更造成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之间为争夺财富、权力、荣誉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惨烈屠杀。史华慈把这种“动物凶猛”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弥漫归咎于四个原因，即“化约主义的自然观”、“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社会技术工程取向”和“社会环境决定论”。这四种曾经在西方汹涌的思潮正在当代中国“粉墨登场”，造成了整个社会人格的一元化和扁平化，除了获取“财富与权力”进入上流社会，其他的人生选择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是顽梗不化，是卑怯示弱，是注定要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失败者。

中国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已经丧失了其界限，并逐渐地被一种阿伦特命名为社会领域的空间取代，在这样一个社会领域里，遵循的是消费和竞争，崇奉的是对抗性游戏，弱者、无助者、无名者、失败者都是不值得怜悯的，他们的被淘汰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这个社会培养的是一种“硬汉”式的人格模型，冷血、残忍、排他性、独占性的个人主义、对社会公德的无动于衷、超越社会规则、炫耀性的“摆酷”、蔑视伦理底线、烧钱、纵欲与虚无，在物欲的华丽中狂欢，都是这种“硬汉”或“硬女”的人格特征，他们引领着潮流，开启着新的生活方式，在一波波的时尚与流行的替换中找到一种领导欲的满足。这种人格在当代中国，俨然是成功人士的“楷模”，这种成功人士身上散发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被想象成美丽的光环，吸引着众多的后继者“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说白了，还是那句话把捉住了“时代精神”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林毓生在解读完史华慈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后，也显得格外的忧心忡忡，他担心史华慈的预言成为人类的灾难性现实，因此，他告诫道：“迈向有意义的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不怕犯错，并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事实上，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要看他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如何而定。这才是通往人的自主和尊严的道路。”可是，正在“彪悍的人生”中搏击的中国人能够“迷途知返”并从“错误中学习”吗？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仍得到九泉之下的史华慈先生那里去寻觅，毕生献身于中国研究的他曾经说过：“有人热爱中国，有人厌恶中国，可我尊敬中国。” 如果他可以从遥远的天国窥视到当代中国的社会面相，不知道他该作何等感慨三段式止水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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